那种不希求被荣利裹挟的心情，是诗人的自寓与自珍。

入市虽求利，怜君意独真。

劚将寒涧树，卖与翠楼人。

(资料图)

瘦叶几经雪，淡花应少春。

长安重桃李，徒染六街尘！

于武陵，元和中应举不第，约于元和十二年（817）西出陇山，入幕求仕，后又入蜀，久客吴楚，开成二年（837）回到关中，“不称意，携书与琴，往来商洛、巴蜀间，或隐于卜中，存独醒之意”（《唐才子传》）。于武陵是贾岛诗派早期主要成员之一，这个决弃了长安的荣名利禄的人，因为平素有所蓄积于心，通过卖松这件事而写出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讽刺诗。

《论语·子罕》里有这么一段对话：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韫椟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，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”

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有济世之才，曾经担任卫国和鲁国的丞相；同时他还有一种才能，善于经商，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。表面上看来，是子贡在问孔子做生意的问题，其实子贡是在问老师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一个君子，品德高尚，才能卓越，是应该隐匿山林、独善其身，还是应该建功立业，济世安民呢？我们知道古人常把君子比作美玉，我们也常说“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”。孔子的回答很有意思，孔子当然知道弟子到底在问什么，他的回答很直接，非常肯定，没有丝毫犹豫：“卖掉啊！卖掉啊！我一直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啊。”孔子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积极入世，施展抱负，治国平天下。可是，正所谓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，孔子的运气不佳，周游列国十四年，却始终没能遇到赏识和重用他的人，但是他的这种积极入世、追求理想的精神却被世代传承了下来。很显然，于武陵这首诗里的卖松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。

唐代的长安是达官显宦、富贵荣华之徒竞逐之地，当时贵族中颇流行买花风尚，当时施行的“两税法”，一匹绢为钱三千二百，那么“五束素”便为钱八万。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，竟售价八万，其昂贵的确惊人，“富贵闲人一束花，十户田家一年粮”！利之所在，人必趋之。在待价而沽的浓香艳色中，居然出现了“瘦叶”“淡花”的松树！于是诗人不禁感慨叹息于卖松人之不合时宜、翠楼人之徒慕浮华、“卖松”与“买花”之不可同日而语。

松树凌霜傲雪，苍翠葱郁，本是卖松人所爱，为此他才在寒涧采挖松枝，诚心诚意拿到长安街头，希望“卖与翠楼人”，希望自己所赏爱的对象也能为天下人知赏。岂不知长安富贵人家爱看的是秾桃艳李、趋时媚俗之花，对于这种“瘦叶”“淡花”是看不上眼的，所以卖松人转遍了长安的主要大街和闹市，一无所获，只落得松枝上白白沾染了一层灰尘。诗人在描述这一酸涩的、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实时，寄寓了对卖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。这首诗深层次的含义，是通过卖松人的遭遇，讽喻昏聩腐败的有权得势之人对于道德高尚、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无法赏识的。

张九龄的《感遇》诗里就讲“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？”本来松树是耐寒的植物，生长在深山大谷之中，蓊郁葱翠，气势凌云。人们称赞它有崇高的品德，所谓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。“翠楼”虽然与松树在视觉上好像有着近似的色彩追求，但“翠楼人”与松树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，这个“翠”字值得反复玩味：“翠楼”既不同于色彩相近之“青楼”，二者身份不同；也不同于表述高门大户的“红楼”“朱楼”，二者地位不同。但因为卖松人这个中介的出现，松树与“翠楼”才有了关联，卖松人把松树作为商品送入市场，去和夭桃秾李竞争，意在求利，才把它送到长安——最繁华的都市，希望能卖给“翠楼人”——豪奢之门。但这些富贵人家看惯了宠柳娇花，对松树的“瘦叶”“淡花”的外表，是不屑一顾的。松树崇高的美学价值在这种场合之中，是不会为人们所认识的。“翠楼人”难爱“寒涧树”，卖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的社会需要很不一致，这就造成了一种错位。既然“入市”“求利”的一面注定要落空，那么，卖松人的“独真”之“意”究竟何在呢？是怜恤松树，希望借机帮助其改善生存环境？还是同情翠楼人之终日生活在所谓“翠”楼之上而终不知何为真正之“翠”色？抑或就是一种“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”之心境？

诗人慨叹的是长安只能够欣赏妖艳的桃李，松树的价值当然不被认识；但是卖松人不卖春花，只卖青松，似乎是认识到松树的美的价值了，可惜他不懂得社会，既不了解买方需求、也不了解所售商品真正的意义所在，即使松树得售于翠楼人，这时，松树失去了原来生长的土壤，也就无处托根了。在委婉的词句中，表明松树原本不该被送到长安来寻求买主。无法无怪乎卖松人所得的结果，只能使寒涧青松徒为六街尘染而已。

其实本诗也可以看作一个比喻。诗人所讽喻的是一切像松树似的正直而有才能的人，不用到长安来谋求出路，因他们根本不会得到权贵的真正重视，权贵所需要的是像桃李一样趋时媚俗的人。这首诗对当时的社会是讽刺，是失望；对卖松树人是晓谕，是劝告；而那种不希求被荣利裹挟的心情，却是诗人的自寓与自珍。（张静）